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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实践思维视域下的法治建设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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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马克思实践哲学思维包括存在论原则、认识论原则、方法论原则和价值论原则。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视域下,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坚持以国情为前提、法治理论需要坚持以实践为基础、法治价值目标需要坚持以人民为指向。
  【关键词】马克思;實践思维;法治
  从思想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价值论等阶段。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实现了哲学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发展的伟大变革。“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以往哲学的革命性宣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坚持从社会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存世界,去探讨社会历史问题……使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1]从认识方法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可以表述为实践思维,实践思维的主要原则包括存在论原则、认识论原则、方法论原则和价值论原则。
  一、实践思维的存在论原则与法治建设的国情基础
  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是从天而降形成的,也不是上帝等诸神创立的,而是人们
  在长期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生产劳动实践创造的,是人们在解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感性世界的基础。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因此,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解必须基于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马克思说:“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3]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理想社会是人们追求的幸福目标,但是在目标的前进历史进程中,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必然是受到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4]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实践基础的论断对于当代法治中国的建设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首要的是我们的法治建设必须基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古往今来,许多哲学家、法学家都对法治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和讨论。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5]“良法”和“普遍服从”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法治”观念的核心要素。但是,何谓“良法”?时代不同,对于“法”的价值要求不相同,对于什么是“良法”的判断标准也必然不同。比如亚里士多德曾认为奴隶制是合乎正义的制度,但在现今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文明潮流中,奴隶制不再可能具有正当性基础。何谓“普遍服从”?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这侧重是指普通人民对律法的服从,而君主或最高统治者可以不服从,其“一言可立法、一法亦可废法”。当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则要求是法律的统治,任何人都必须以法律为准则,不得有超出法律之外的特权。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与其历史传统、风俗习惯、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密切相联系。没有一成不变的法治,,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律体制。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牢牢地根植于当代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实际。
  二、实践思维的认识论原则与法治理论的实践基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6]在此,马克思以宣言式的方式陈述了思维与实践、实践作为检验思维真理性标准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社会实践与思想观念关系的基本原理。我们应当坚持物质决定意识、实践决定认识的基本立场,来认识和处理理论与实践、认识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同时,意识、理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会对物质和实践产生反作用。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理论能够促进实践的发展。理论如何才能掌握群众、说服群众呢?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7]
  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8]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福祉,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历经孜孜不倦的努力,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决议》,在第五条增加一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标志着依法治国正式写入国家根本大法,建设法治国家成为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也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法治建设是一个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过程,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同理,法治理论也是一个不断渐进的发展过程,只有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反映实践规律的法治理论才富有生命力和实践意义。“人类的法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法治需求,法治理论就必须与时俱进。”[9]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因此,当代中国的法治理论必须紧紧根植于现实的问题、关切和需求,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它立足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是对中国法治实践过程、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它指导法治实践,回答法治实践提出的问题,接受法治实践的检验,并在法治实践中与时俱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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