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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日裔美国文学的流散写作和家园意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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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全球化现象促进了流散文学的繁荣,而日裔文学由于其独特的族裔迁徙、拘留营生活等经历,赋予日裔作家更广阔的空间和视角。家园意识是空间理论的重要话题,以及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本文从从流散写作和家园写作的角度,分析全球化对日裔美国作家流散身份和家园意识的影响,指出日裔美国文学流散写作和家园意识研究的价值。
  【关键词】全球化;日裔美国文学;流散写作;家园意识
  一、引言
  19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迫于国内外形势(冷战、经济危机等),不得不改变传统生产方式、进行资本主义经济重组,这种经济重组一开始是发达国家试图将不发达国家变成其劳务和商品市场,进而带来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迁徙和流散,这就是全球化的起源。全球化在19世纪后半叶蓬勃发展,并在20世纪后半叶达到高潮。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固有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模糊了,民族文化本身也发生了裂变,作为其必然产物的文学和语言也就越来越具有了世界性或全球性特征(王宁,2004:3)。
  二、流散文学及家园写作
  全球化进程对世界文学、文化带来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流散”现象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流散文学”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流散”(diaspora)原指种子或花粉散播开来(to sow/to scatter across),植物得以繁衍。自《旧约》(The Old Testament)出现以来,“流散”专指犹太人在公元前586年的”巴比伦之劫“(the Babylonian conquest)事件后被驱离故国、背井离乡的生存状态”((刘玉环:2013:2)。目前,“流散”被指“任何在自己传统家园之外生活的人或人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流散成为引人注目的社會现象、以及人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热点。流散写作(diaspora  writing)成为后殖民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全球化及流散现象给世界文学、尤其是族裔文学带来的重大影响就是少数族裔文学的空间研究和家园写作的发展和变迁。家园意识是空间理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它是依据有意义的地理、社会及心理的界限做出区分或强化后,凝聚而成的复杂精神体系。家园也是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王育烽,2018:22)。依照《辞海》的解释,家园可确指具体客观的生活空间、一般意义上的生活家园,同时又包含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家园。生活家园为生命提供延续和展开的有形场所;而精神家园则蕴含人类的记忆和沉淀,形成精神归属的无形栖息地。家园意识关涉生存之根本的精神理想,指涉人类的终极关怀(张少委,2021:202)。
  亚裔文学是美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流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日裔美国文学是亚裔美国文学中重要而独具特色的分支。全球化进程对日裔文学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日裔群体分为“一世”到“四世”,指第一代至第四代日裔美国人。日本人移民美国始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19世纪80年代,第一次日本移民潮产生。二战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得超过11万名日裔移民及其后代被暴力驱逐至拘留营。这个时期的拘留营文学体现了在美日文化二元对立背景下日本移民遭遇的身份认同困境。60-7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推动日裔作家发出抗争的声音。80年代后日裔美国文学开始走多元化、个性化道路(邓艳玲,2020:118)。日裔作家由于其族裔体验和文化认同问题,其写作与文化身份研究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是美国社会思潮演变的结果。
  本文将从流散写作和家园写作的角度,分析全球化对日裔美国作家流散身份和家园意识的影响。
  三、一世到近现代日裔美国作家的流散写作和家园建构
  1.一世作家——流散身份的建构和东方家园的书写
  “一世”(Issei)是指于1885年到1924年从日本移民到夏威夷和美国大陆的日裔。一世作家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用日语出版诗歌和故事,少数精通英文的一世作家也用英文发表作品。后者作为富家子弟,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反映出大多数日本移民艰苦的生活,而是对日本的文学艺术和风土人情的介绍,以迎合西方白人对神秘的东方世界的猎奇心理。用英文创作的一世作家包括俳句诗人卡尔.哈特曼(Carl Hartmann)、贵族作家杉本信越(Etsu Inagaki Sugimoto)。1913年美国颁布的《外侨土地法》(Alien Land Law)对包括日裔在内的亚洲移民实施了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打击,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和土地所有权,使他们长期被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另一方面,他们深受母国文化的影响,日本文化中强烈的原乡情结、漂泊异乡的处境使他们退守文学这片热土,通过书写故乡的樱花、富士山等自然意象,建构他们的精神家园。杉本信越的《武士的女儿》(A Daughter of the Samurai)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武士的女儿》通过叙述一个被迫嫁入美国的日本女孩的故事,介绍了日本的传奇故事、传统风俗节日,将日本蒙上一层浪漫主义的怀旧色彩,并表现出对日本现代化与先进面的敬仰(朱振武,2018:448)。无独有偶,西方人的创作也突出了白人男性对亚裔女性的欲望和浪漫幻想。意大利著剧作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创作的经典歌剧《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讲述美国海军上尉平克顿与日本艺妓———蝴蝶相恋,痴情的蝴蝶被抛弃后绝望自杀的故事。《蝴蝶君》中的加利马尔说过,“我心中有一个幻象,身材苗条、身着旗袍及和服的女子,她们为了那些毫无价值的洋鬼子的爱情而牺牲 ”。《蝴蝶夫人》红极一时,反映了日裔女性“为了那些毫无价值的洋鬼子的爱情而牺牲”的价值观、日本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折服、以及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征服。处在文化夹缝中的一世,既承担着将母国文化输入寄居国的作用,又呈现出浓厚的悲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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