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高等学校产教融合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从新时代数字经济创新驱动的角度出发，探究新时代背景下高等学校产教融合现状及问题透视，基于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得出结论并提出现状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新时代;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产教融合
　　一、前言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以创建企业为核心、产学研协同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可见，新时代实现高等学校资源整合互补、深度合作的校企协同一体化，对于增强企业自主研发创新能力，驱动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提升我国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构建创新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与政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术界对产教融合模式研究则呈多样化，有学者如林润慧（2012）从实际操作本位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认为现有的产教融合模式可以划分为企业本位合作和学校本位合作两个大类。近年来有学者从案例入手进行研究，根据实践探索对产教融合模式进行个案分析，，得出结论指出，产教融合的运行模式的选择恰当与否和产教融合的深度有显著关系（吴苇等，2015;戴勇，2016;朱少英，2016;齊二石，2016）。DV Gaines（2013）在研究高等学校产教融合模式时，从影响技术在教育和商业与工业中整合出发，研究影响高等学校产教融合模式的因素，其研究结论指出，将高等学校教师在高等学校教育中面临的挑战与产、企业公司员工在商业社会和工业产业中所面临的挑战进行“隐喻式”比较。了解高等学校教师和产、企业公司员工在类似的工作环境中每天所实施的技术时面临的限制是至关重要的，主要是因为技术的变革通常会导致所有工作环境发生快速变化。近年来也有学者从数字化角度研究高校产教融合，比如从“互联网+”角度研究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产教融合现状及其相应“互联网+”对策研究，提出相关的基于产教融合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综合改革的路径（D Liu，2020;H Li et al.2020;）教育和福利国家：能力生产的四个世界欧盟的东扩危机是由东扩问题引发的，但其根源远远不止这个问题。J Allmendinger&S Leibfried（2003）从宏观层面研究，其研究欧洲一体化进程，并认为欧洲一体化是领土富裕的核心;一体化围绕该中心的同心圆结构内而发展起来的。该研究指出的这种同心圆结构格局的出现是由整合与扩张的辩证关系驱动的。随着扩张进程达到极限，可能会出现不同形式的欧盟一体化，从而产生不同类别的欧盟成员。这种一体化从社会制度角度对欧盟高校的产教融合给予政策探索与启示。
　　三、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的概念界定、特征和系统组成要素
　　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是一个新时代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发展与创新驱动相结合的新概念，按照演化经济学和经济隐喻的理论，这种模式是一个系统工程模式，该系统包括投入-产出子系统、市场营销子系统、财务信息管理子系统、创新研发子系统和动态环境适应力子系统等一系列可持续综合性数字化高质量导向能力体系组成要素。
　　在经济社会中，经济组织体的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能力形成，是经济组织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不断地数字化高质量导向推出、推进和实施全新的创新型项目与程序，并持续不断地实现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经济效益的可循环能力（尤彧聪，2020;易露霞，2017）。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系统对于高等教育的主体高等院校而言，是在高等教育使命和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创新战略指导下，通过及时有效地为企业、行业、产业等其他中微观市场层面不断持续提供新的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价值产出，从而使高等院校获得持续的教育绩效效益产出和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一种综合性能力体系，具有三大特征。
　　一是演化动态性。高等院校的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是以创新驱动供给侧在教育领域的改革所追求的一种长期竞争优势获取，而在创新驱动过程中，结构化调整与改革本身就具有动态性，这一点也是与演化经济学和经济隐喻的EED表观经济遗传动态（尤彧聪，2020）一致，因此，本研究认为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系统具有演化动态特征。二是隐显性知识的累积和迁移性。高等院校独特的知识积累、技能获取、信息渠道资源以及一系列隐显性知识激活和迁移机制，是难以通过经济市场的普通交易行为来获得的，而是只有通过长时间的高等院校自身教育体系积累、沉淀才能“迁移”形成，比如，从产教融合育人角度看，近期的实证分析发现在教学资本，人力资源，学生社交以及审核认证等四个维度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效应存在，包括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而教育教学对于促使专业学位研究生去探索与追求"隐性知识"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明显。因此推行实践基地产教融合育人联盟制度，构建产教融合育人教育实践共同体（洪银兴，2014;齐二石，2016），这种积累和迁移也是高等院校获得持续的教育绩效效益产出和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可持续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的一项重要基础保证;即这种隐显性知识的累积和迁移，极大程度上决定了高等院校的创新是一次性偶发的，还是可持续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发展性的。三是供给结构改革性。在市场供给需求比较平稳的一般均衡条件下，高等院校的教育改革进展相对平缓，主要是通过隐显性知识、教学技能、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组合对高等院校教育绩效进行持续性创新驱动改善，适应市场变化，在教育产品供给和服务供给方面创造新的价值。
　　四、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与演化博弈论
　　根据系统工程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原理，按照经济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的“映射”关系，实际上，系统对应于演化经济学的生态圈系统圈，以此为研究范式，即当生态圈系统工程的双方利益具有“双元性”，即同时具备相互依赖性和互相矛盾性时，生态圈系统工程双方作为即将研究的“理性人假设”，都会“不约而同”地为着自组织的效益最大化而产生一种特殊的博弈关系，这种博弈关系的核心正在于系统工程双方的相互斗智斗勇，以及相应对策的提出等关系合成。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的过程中，产方与教方虽然有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意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难免有利益上的冲突，换言之，产方与教方之间的关系恰恰就是介于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关系与竞争关系并存之间的一种生态圈演化博弈关系。可见，就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本身而言，是完全可以被视作为是一个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竞争博弈问题，而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来研究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从研究范式创新上有着自身的优势，因为从经济隐喻的角度看，这种研究方式是一支系统隐喻与隐喻系统的交叉创新。当前，国内学者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对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之前的校企合作、产-学-研等研究，视角大部分是集中在产教深度融合的各方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分配机制方面、相应的自组织系统组织模式和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伙伴的选择等问题上。也有研究是分析影响大学和企业、行业、产业的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创新方式的选择因素，其中主要包括企业、行业、产业和大学高校的创新能力以及高校科研机构技术的先进性和成果商业化、产业化转换的实际价值。关于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的，然而在实际的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过程中，大多数的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可以被看作是并不限于一次创新技术转让或创新技术交易上，即产教双方的交易次数是n次或n+1次，换言之，即上一次产教深度融合的成功与否，特别是创新技术转让或创新技术交易是否符合双方合作预期与效用，是下一次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的意向的决定性因素与博弈策略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