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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析

更新时间:2016-06-18 所属栏目:论文范文

摘 要:珠峰计划实施以来,问题与成果广泛并存。珠峰计划是计划思维下的产物,在教育公平视角上,它以国家行政手段下的精英教育模式为指导理念,有违公平;育人规律上,“计划”客观上否定了其他优秀学生的创造潜质,“计划”内学生也没有全面、自由地发展。珠峰计划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改进才能更好地完成为我国培养创新人才的任务。 
  关键词: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珠峰计划;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分析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下称“珠峰计划”)是教育部为回应钱学森之问而出台的一项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并联合中组部、财政部于2009年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曾见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0〕48号)》,内容简单低调,除过告知开展这项计划外,对具体措施并无过多陈述,仅列出了参与的各个大学名字。另外在《教育部关于实施“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意见》中,做出了一些解释性的介绍。其中在“指导思想”的部分提出了“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教育教学改革”和“构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专门通道”;可以看出,珠峰计划是体制改革与教学改革上的一种尝试,这种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进;而在“基本原则”上,《意见》提出了“少而精、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主体为主、政府支持;定期评估、提高质量”的方针,很明显,这是一种国家层面的精英教育的培养思路,由学校实施国家支持并监督评价;在机构设置上主要由教育部成立“大学生优选计划”的指导、协调、专家、工作四个小组。 
  而珠峰计划的具体执行措施,还需要在各校的计划文件、计划招生简章及各个相关文件、通知、办法中进行参照。在各个大学的具体做法中,多是围绕学生遴选、学习安排、资源保障三大方面进行展开。例如,吉林大学2014级唐敖庆班计划招收80人,报名条件之一为:在高考总分为750分的省份,,入选学生的高考总分应高于考生所在省份重点线80(含80)分以上。很明显这是优中选优。复旦大学拟搭建6个平台,集全校之力为拔尖学生的培养创造一切条件,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研究活动中的主动性,同时实行动态进出机制和自由选择专业机制,将最优秀的学生选入计划进行培养。可以说这是优先安排。厦门大学各试点学科应为入选“拔尖计划”的学生配备专业导师。导师由院士、千人计划、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闽江学者、校特聘教授等一流专家学者担任。师资规格之高,可谓资源集优。 
  在国家领导的举国体制下,整个计划的实施过程比较顺利,各个高校的操作细节大同小异,有的成立了独立学院、荣誉学院,有的建立了相关学堂或者试验班级,还有的开展了校内的子计划,并冠以各种名称。[1]但也有一些问题出现,比如选拔优质生源仍有难度,教育资源过于集中等。 
  在一个以“探究优质教育资源通过教育过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优质的教育成果”的研究中表明:在学术导向指标上某校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全面优于普通学生,如学习意愿、学习能力、学习性投入等指标,计划内学生的优势集中体现在课程认知目标达成、师生深层互动、主动合作学习等环节上。而在社会导向指标上该校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低于普通学生,如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组织能力等指标。[2]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学术指标表现优秀实质上是优质生源优势培养的结果,而这种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真正创新人才的培养力量,实在很难说。 
  珠峰计划正式实施到现在仅有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对一些阶段性的成果进行总结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一项基于对珠峰计划首届本科毕业生共计500人去向的分析研究中显示,不同学校之间的计划效果有着明显的差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实施效果较好,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实施效果有待提高,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处于中间水平,各高校之间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500名毕业生中有24.8%进入世界顶尖大学深造,总体拔尖率还有待提高,有近四成学生偏离基础学科方向,总体偏离率较高。[3]可见对于这样的一种国家主义的精英教育的阶段性成果,不是十分让人感到满意,学生并不完全认同这种投身基础科学研究的未来职业发展。由于计划开展的时间较短,现在不能做出结论性的评价,但就计划目标达成的展望来看,笔者认为并不乐观。 
  具体来看,首先在教育公平视角上,珠峰计划明显体现了精英教育的运行方式,其直接目标受益者是国家与计划内的学生,大部分国民也是其理论上的受益者。但实际上如果计划比较成功,在这三方面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以剥削计划外的大多数学生的学业资源与对其平等受教育权的侵害为代价。而计划效果一般的时候,计划只不过成为了一种教育成果的转移力量。有没有可能实施珠峰计划反而会适得其反呢?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但可能性无法否认。 
  站在教育与人的发展规律上来看,我们认为至少同样考入211、985高校的学生的创新潜力不容忽视。人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积累性,我们对于这一过程应持耐心、宽容,允许交学费、走弯路的态度。阶段性的学习表现不能代表一个学生最终的创造力。用成绩优中选优来进行人为的排除,这种方式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本末倒置、南辕北辙。况且,那些考上一本、211、985的普通学生在阶段性的学业表现上一样堪称优秀,完全具有成为创新人才的人的潜力。 
  在具体计划内学生的学习安排上,诸如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是比较符合教育规律与创新思维发展的,通识教育、师生学术团体也都是国外优秀大学的普遍做法。但当这一切以国家的行政手段为实施途径的时候,已然背离了创新人才培养的本真。人才宜促不宜拔,国家更应该做的,是广泛提供人才成长的条件,将权力回归学校,维持、拓展社会自由、教育自由。这就好比无为而治下的休养生息,教育领域在硕果累累之前一样需要这样的一个积累过程。十年只能树木,如果太过功利急于求成,得到的只是枯树上最后一批果实。 
  在国家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推行珠峰计划的背后,是其对教育进行大一统领导的计划思维运作模式。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曾经反问,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的经济,难道工程思维能够振兴我国的教育吗?刘道玉在进一步追问这种计划经济思维下的教育工程的时候说,这种大一统的体制是领导高明论的表现,领导只相信自己的高明不相信办学者的智慧。[4]这显然不够合理,教育行政管理部分有其自身权责,具体教育领域内的事情还应教育者依据教育科学规律处理。“实际上,在教育工作和经济一样,管的越少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有活力。”刘老先生这样总结道。 
  另外,珠峰计划着手于五大自然基础学科,没有社会人文学科,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违背。按照“计划”所期望,至2020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基本形成,涌现一批基础学科青年英才。英才的涌现不容乐观,可是即便是这样的英才,也是有所缺失的,不是完整的人。事实上这样的英才即使出现了,也是用国家力量对教育结果的搬运掩饰了整体学术创新能力的停滞,就好比用枯树上的最后一批果实等同于丰收,这何尝不是教育领域内的又一场危机呢? 
  最后,各大学在培养过程中均实行多次选拔、动态进出机制,进行分流和择优递补,并将不适应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学生分流回普通班级中学习。[5]那么这样一种短视、功利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创新人才的长期培养,更是对学生个体不公平的。那么谁又来关心他们的心理落差与后期发展呢? 
  在对于计划的改进、完善上,其实并无绝佳的方法。整个计划是计划经济思维下的产物,也并不完全符合教育科学的规律,但是我们仍能做出一些提高其效果的措施。首先,保留计划中的精英力量,控制在四所大学(清北、上交、中科大)以内,将其余资源合理分配到各个研究型大学中,最终实现整体科研创新实力的提高;其次,赋予学生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利进出计划,使得真正对于基础科学研究有兴趣、致力于投身其中的学生参与进来。有志者事竟成,创新意志品质的力量同样重要,而且在高动机的驱动下对于计划内学生的情感教育也会事半功倍。 
  参考文献: 
  [1]周光明,段书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典型模式和实践反思[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5. 
  [2]张天舒,李明磊.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实证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5,1. 
  [3]李硕豪,李文平.我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实施效果评价[J].高等教育研究,2014,7. 
  [4]刘道玉.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10. 
  [5]洪纬.“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实施现状分析与挑战对策[J].科学与管理,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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