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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本权利位阶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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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堕胎问题体现了处于同一价值位阶的妇女生育选择权及胎儿生命权的冲突,如何进行利益权衡并做出选择在立法和司法层面都是一大难题。这篇文章将从美国堕胎案的判决反映出的妇女生育选择权位阶的变化着手,分析导致权利位阶变化的影响因素,最后分析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所体现的基本权利位阶。通过对基本权利位阶的分析阐述,以期引发人们对堕胎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实现基本权利之间的平衡发展。
  关键词:权利位阶;堕胎问题;选择权;生命权
  引言
  在美国,堕胎问题长久以来都是政治和文化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堕胎问题成为两党争取选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竞选议题。它不仅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争论的焦点,也是美国政府和联邦法院之间争论的一大焦点。特朗普就职总统不久就恢复了一项激进的“全球禁令”——“墨西哥城政策(Mexico City Policy)”,禁止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给支持堕胎的海外非政府组织(NGO),此举引发美国国内舆论交锋。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国内反堕胎的“Pro-life”运动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2017年美国19个州通过了63条针对堕胎的限制性法规,有29个州因为堕胎的法律法规过于严格而被生育权研究机构列为敌视堕胎州。
  今年,堕胎这个话题逐渐又成为焦点。包括爱荷华州、北达科他州、肯塔基州和密西西比州等中南部传统“红州”都通过了限制堕胎的法案,在阿拉巴马和乔治亚等南方州,州长们签署了“心跳法案”,规定在妇女怀孕40多天以后,可以听到胎儿的心跳之时,进行堕胎就将成为犯罪,此法案对于强奸,乱伦,胎儿发育不良或者危害孕妇健康没有例外。
  堕胎涉及到妇女及胎儿两个主体的问题。一方面,依照1968年联合国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中提到的“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之基本人权”,妇女当然地享有生育这项基本人权,理应是允许自由堕胎的。另一方面,能否赋予胎儿“人”之地位,使其成为法律规定的生命权的享有者,也是学者们一直争议的话题。面对堕胎问题,当两个基本权利——生育选择权与生命权发生冲突时,是强调怀孕妇女的自由权和选择权、隐私权,还是强调未出生婴儿的生命权,自然就产生了基本权利的价值位阶。
  一、美国妇女生育选择权位阶的变迁
  美国对于妇女堕胎的限制经历了从两阶段到三阶段再到过度负担标准的过程。其中,两阶段和三阶段都是根据胎儿在母体的发育时间决定妇女选择权的位阶,而过度负担标准则对妇女生育选择权给予了全面肯定。
  (一)根据胎儿发育时间决定妇女选择权的位阶
  19世纪以前,美国基本采用英国的习惯法(common law)中关于堕胎的规定,也就是以胎动期(16-18周)为分界线将孕期分为前后两阶段,胎动期之后的堕胎行为被认为是犯罪,但对于胎动以前的堕胎是否有罪并没有说明。1803年,英国通过的《妇女流产法》(Miscarriage of Woman Act)规定,胎动前堕胎为重罪,胎动后堕胎为死罪。19世纪中后期,各州开始取消两阶段的区分,对整个孕期的堕胎行为进行全面限制。
  20世纪中期,关于堕胎的法律进入改革期。伴随着性解放和妇女权利运动,争取堕胎合法化的斗争逐渐发展起来;医疗水平的提高也使堕胎从原本的医疗问题转变为了道德问题,对堕胎法的改革势在必行。1969年,一位名为罗伊的妇女(化名)向德州这个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法律提出挑战,当时德州刑法规定:除了遵照医嘱、为拯救母亲生命而进行堕胎之外,其他一切堕胎均为刑事犯罪。罗伊声称自己遭受强奸而怀孕,而德州法律禁止堕胎,而她又无法支付远赴他州堕胎的费用,不得已生下这个一出生就被领养的孩子。她主张德州侵犯了她的自由堕胎选择权,而此权利包含在隐私权之中;德州政府主张生命始于受孕,堕胎侵犯了胎儿的生命权,理应禁止,双方一路争执至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利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的违宪审查权,以多数意见判决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此案中,布莱克蒙大法官还提出了三阶段论,即大致以三个月为分界點,将受孕以胎儿特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堕胎手术比较安全,妇女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进行堕胎手术;第二阶段,出于对妇女身体健康的保护,政府可以对堕胎行为进行限制;第三阶段,胎儿已经可以离开母体存活,此时政府为了体现对潜在的生命利益的保障而禁止堕胎,除非堕胎是为挽救妇女生命或健康所必须。
  作为一个判例法国家,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Roe vs. Wade)的判决也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了女性的堕胎权利。然而,选择派没有因罗伊诉韦德案的胜诉判决而松一口气,生命派想方设法削弱甚至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赋予妇女的隐私权,此后1978年的阿克伦案、1989年的韦伯斯特案都以生命派的胜诉而告终。
  (二)全面肯定妇女选择权
  1992年,凯西案的判决以过度负担标准替代了罗伊案确立的三阶段标准,全面肯定了妇女的生育选择权。
  1982年,宾夕法尼亚州通过施行的《堕胎控制法案》(以下简称《法案》)规定了包括妇女签署书面同意、二十四小时手术等待期、未成年少女须征得父母一方同意、已婚妇女提交丈夫同意声明、医生定期向政府汇报五个方面的内容。凯西案中,,案件原告要求援引罗伊案判例,宣布《法案》违宪,宾州东部地区法院确认违宪,但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庭否决了地区法院的判决,维持了其中的四项要求,仅确认法案中“已婚妇女必须提交一份经过其丈夫签署的声明”违宪,原因是配偶同意使得堕胎成本变高导致妇女的堕胎选择难以实现,同时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正当程序中所保障的自由相违背。巡回上诉法庭的判决也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凯西案法院并不否认罗伊案是一个对后续案件有指导作用的好判例,但也明确指出州法在是否生育孩子的决定上权力有限,罗伊案确立的三阶段标准不是协调保护胎儿潜在生命利益和妇女生育选择权的合理方式,因而法院选择相对来说更为合理的过度负担标准替代三阶段标准。根据过度负担标准,法案中丈夫同意堕胎的规定是对怀孕妇女的过度负担,为妇女的堕胎造成了实质性的障碍。凯西案最终确认了妇女选择终止妊娠的宪法权利不受政府干涉,对妇女的生育选择权进行了全面肯定。2000年,凯西案确定的过度负担标准在斯坦伯格案中得到有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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