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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朝鲜诗家唐诗评注的价值

更新时间:2020-12-15 所属栏目:论文范文

  摘 要:朝鲜诗家论中国诗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各种文集的序、跋、书信,以及诗话著作中。序、跋、书信中的论述,由于文体的原因,大多着眼于唐诗的某一方面;而诗话中的论述,由于诗话的随笔形式,存在大量对于唐代诗人及诗歌的评论,谈诗、议诗、评诗、论诗等,不一而足。朝鲜诗话提供的资料,对研究中国诗歌有重大的价值,并将其价值归纳为域外视角价值、诗歌赏析价值、诗歌注释价值、诗歌品评价值。
  关键词:古代朝鲜;唐诗;评注;价值
  朝鲜古代诗家评注唐诗的价值,可以用邝健行先生如下一段话概括:“韩国历代不少学者学养丰硕,诗学湛深,谈论诗歌问题时,往往能提出独特而可取的见解。这些见解或者中国学者从来未提及;或者即使提及,也在韩人之后,可能又不如韩人的清晰完整。他们的独特而可取的见解,对我们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作用。”1在此,仅从诗歌评注本身、而不是从全部诗话资料上,总结朝鲜诗家唐诗评注的价值。
  一、域外视角价值
  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事物,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朝鲜诗家从域外视角评注唐诗,有许多与中国诗家的不同之处,这在上述归纳的对具体诗歌、诗句的评注上随处可见。比如,中国诗家囿于对唐诗的定论,使其后诗家对李杜诗歌的长处评价较多,不足评价较少。而朝鲜诗家,站在域外视角上,具体地、不止一处指出了李杜之不足。如评李白《凤凰台》诗起结两句“全袭崔颢法”,对永王“褒扬太过”;评杜甫“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其语近俗,《岳阳楼》诗前后“不属”,评“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中的用事说:“杜诗中如此强造处多矣。”域外视角,也使朝鲜诗家不局限于成见:针对李白“以诗为文”、韩愈“以文为诗”,李晬光举例指出李白也有“诗中之文”、韩愈也有“文中之诗”。这些,都是朝鲜诗家对唐诗比较客观而公正的评价。结合朝鲜诗家这些观点看待唐诗,就能避免仅仅站在本民族的视角上的局限,它能拓宽眼界,容易获得对唐诗全面、客观的认识。
  二、诗歌赏析价值
  诗歌自身有赏析价值,朝鲜朝诗家对唐诗的赏析也有其独特价值。朝鲜朝诗家通过各种方式记录了他们在赏析唐诗过程中的感受、体会、评价,这不仅对韩国学诗者理解诗歌大有裨益,而且由于唐诗赏析体现出了朝鲜诗家的审美心理,中国诗家也可以了解唐诗的域外感受,从而反观唐诗。艺术没有国界,唐诗不仅是唐代的、中国的,也是韩国的、东方的、乃至世界的。对唐诗的赏析,不该只顾本民族的感受、评价,也应了解域外民族的感受和想法,在比较中加深对唐诗的感受和认识。比如,李晬光赏析唐诗一则说:
  “卢僎诗:‘抱玉三朝楚,怀书十上秦。年年洛阳陌,花鸟弄归人。’此言下第而归,为花鸟所嘲弄。著一‘弄’”字,而无聊困顿之状可掬。妙甚,妙甚。但‘三朝楚’,‘朝’字似未稳。”2
  如果没有李晬光的评说,即使有些诗歌修养的人,也不会明确意识到此诗言“下第而归”。“下第而归”是分析;“‘朝’字似未稳”,是评价;“著一‘弄’”字,而无聊困顿之状可掬,妙甚,妙甚”,是赏析。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张先词句说:“‘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李晬光与王国维都言及“弄”字在诗中的妙用,“弄归人”的弄是嘲弄,是景语与情语;“花弄影”的弄是曳弄,纯是景语。而李晬光比王国维的论析早300年。
  三、诗歌注释价值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1392年朝鲜朝建立,相隔近800年。时隔久远,必然产生文化认同上的陌生感,因此诗歌注释是必要的。不仅学习唐诗的中国人需要注释,学习唐诗的朝鲜人因为中韩文化上的差异,更需要注释。朝鲜朝诗家散见在诗话著作中的对唐诗的注释,一方面是为朝鲜学诗者的需要,一方面是为表明他们对唐诗的见解。权应仁在《松溪漫录》3中写道:
  “白乐天《长恨歌》有‘夜雨闻铃断肠声’之语,《左传注》云:‘和在车衡,铃在旗上,动则皆有鸣声。盖和铃,象鸾鸟之声者也。……乐天之所谓铃者指此。我国人以铃为雨铃,盖雨下时水气成团状,若金铃。故曰雨铃者,乃我国之方语也,中原之人亦岂有此语也?’况铃上著‘闻’字者,非吾所谓雨铃明矣。雨铃岂有声也?虽有识者,习以为常,反怪我言。屡质于舌官,曰:‘中国之人本不用此语’云。故记吾所闻,以俟博洽。”4
  论者从朝鲜语言、诗句字意的前后联系上,纠正了以“铃”为“雨铃”的误解,类似此种注释,有利于朝鲜学诗者正确理解唐诗。
  朝鲜诗家与中国诗家对唐诗的注释除解释、说明外,还有许多不同之处。在这些不同处中,有的是见仁见智;有的是朝鲜诗家指出诗句的错误;有的是朝鲜诗家针对中国诗家注释的修正。
  见仁见智者如:“《早朝大明宫》诗,古人以岑参为第一,王维为第二,杜甫为第三,贾至为第四。余谓四诗俱绝佳,未易优劣”(李晬光《芝峰类说》),并具体说明。指出诗句错误如:“孟浩然诗:‘不才明主弃。’明皇以为朕未尝用卿也。李白《赠浩然》诗乃曰:‘红颜弃轩冕。’浩然本布衣,未尝弃官来隐,则‘弃’字未稳”(李晬光《芝峰類说》)。
  注释修正者如:
  “《寓言》:‘武王昔不豫,翦爪透河湄。’注:‘ 《金滕》:王有疾不豫。《史记》与《尚书》皆言为三坛,周公北面植璧东班,告于太王、王季,不言翦爪事。’此注误。《史记·蒙恬传》:‘成王有疾,甚殆,公早自斋剪爪,以沉于河。盖太白兼用之’(车天辂《五山说林》)。
  “《赠汉阳辅录事》:‘应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注:‘投沙客,屈原也。’注误。屈原作《怀沙赋》,非投沙也。按《史记》,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今曰‘投沙客’者,白被谪故自言如宜之投长沙也。又有诗曰:‘投沙吊楚臣。’又曰:‘已作投沙伴’”(车天辂《五山说林》)。
  “《胡无人》,其终曰:‘胡无人,汉道昌,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萧士贇注曰:一本无‘陛下之寿’以下三句者,是使苏子由见之,必云如何也。此注大可笑。颖滨尝曰:李白诗有不识理处。汉高《大风歌》‘安得猛士守四方者’,乃帝王安不忘危之意也。白曰:‘安用猛士守四方’,何也?今注白诗者,去此三句,以解嘲于颖滨。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白既以《胡无人》命篇,乃曰胡无人则汉道昌矣,陛下之寿三千霜矣,今日但歌《大风》而已,将安用猛士也?语意甚明白。彼二子不及知,异哉”(车天辂《五山说林》)!
  朝鲜诗家对唐诗的评注中,对中国诗家注释的修正最有价值。
  四、诗歌品评价值
  诗品与诗评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二者只是着重点不同。诗品注重评定诗歌地位的高低;诗评注重分析诗歌创作的优劣。优者为高,劣者为低,因而诗品与诗评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朝鲜诗家对唐诗的品评分两个方面:一是对诗歌地位的评价,二是对具体诗歌、诗句优劣的分析。
  以下各举一例:
  “明人以杜审言‘毗陵震泽九州通’、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堂’二诗为七言律之首。以余臆见,则沈佺期诗‘东郊暂转迎春仗,上怨初非行庆杯。风射蛟冰千片断,气动鱼钥九关开。林中觅草总生惠,殿里争花併是梅。歌吹衔恩归路晚,,棲乌半下凤城来’尤似佳矣。严沧浪云:‘唐人七言律,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而《唐诗品汇》云:‘崔颢律非雅纯。’岂不难哉!”(李晬光《芝峰类说》)
  论者说明了他对唐诗七言律代表作的推举,与中国诗家不同,也指出了中国诗家对七言律的不同看法。对具体诗句的品评如:
  “杜诗‘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李白‘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王荆公诗‘绿搅寒芜出,红争煖树归’。此三诗皆用‘归’字,而古人以荆公诗为妙甚。余谓不然,老杜巧而费力,荆公欲巧而尤穿凿,李白为近自然。”(李晬光《芝峰类说》)
  论者从创作诗歌运用字句的分析入手,评定诗歌的高低,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朝鲜古代诗家对唐诗的品评,作为从域外视角得出的观点,对评定唐代诗人地位的高低、诗歌的优劣,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翠》,邝健行等选编,中华书局,2002年7月版,第10页
  [2]《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翠》,邝健行等选编,中华书局,2002年7月版,第72页。
  [3]权应仁(生卒不祥)撰。应仁字士元,号松溪,安东人。《松溪漫录》二卷,撰成于韩国宜祖十七年(1584),当明神宗万历十二年。权应仁论诗主苏诗,所以书中颇有推扬苏诗特色之处。又书中记载中韩使臣唱和的资料和声明不显的中国作者的作品,很有价值。
  [4]《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翠》,邝健行等选编,中华书局,2002年7月版,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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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为:古代朝鲜诗家唐诗评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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