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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名园与北宋政局

更新时间:2020-12-24 所属栏目:论文范文

  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之所以引起我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思考“中国传统园林思想及其表达方式”之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切入点。
  一、重新审视《洛阳名园记》
  著名建筑学者汉宝德先生曾将南北朝至北宋的园林发展阶段界说为“中国园林的洛阳时代”,这一时代与南宋至明末的“江南时代”遥相呼应,构成了中国园林史上的两座高峰。[1]130页据此而论,《洛阳名园记》恰好诞生于洛阳园林的成熟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园林由“洛阳时代”进入“江南时代”的转型阶段,可谓承上启下的集大成之作,所以《洛阳名园记》的文献价值与理论意义,丝毫不亚于诞生于“中国园林的江南时代”的另一部集大成之作——明末人计成创作的《园冶》。
  然而,在以往研究中,《洛阳名园记》与《园冶》等两部园林集大成之作,受到了差异明显的对待或处理。关键差异在于:计成《园冶》一书往往被园林史学者冠以“园林理论著作”的美名,而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则“多从散文角度欣赏”。[2]在既往的中国园林史研究中,这种基于“理论与非理论”二元对立的差异化处理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成为一条不言而喻的支配相关研究领域的基本规则。笔者以为,正是这种规则限制着乃至阻碍着《洛阳名园记》所内蕴的独特的园林思想的发掘。
  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园林的洛阳时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园林思想与表达方式。尽管一些学者认可并讨论了《洛阳名园记》的重要史料价值, 但至今未见学者深入分析《洛阳名园记》作为园林理论著作的特殊历史意义。那么,如何通过一种新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洛阳名园记》的丰富内涵呢?
  在《中国园林中的政治几何学》一文中,美国艺术史学者包华石分析了晚唐和宋的新兴文人阶层如何利用自然曲线潜在的含义,引申出“自由(悠游、逍遥)”的概念与一种隐逸山水观,从而表达并支撑他们反贵族的社会需求,由此导致了唐宋之际园林风格的变化。包华石指出,“不同的几何形式为不同的言论提供可能,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则都会利用这些可能性来为自己的需要辩护。几何形式(诸如曲线和直线,对称和不对称)本身并无固定的意义,它之所以在中外历史上都曾经被用作意识形态和个人立场的象征,归因于言论的策略和取向”,故而,“对园林形式语言的社会内涵的关注能为园林史的研究打开新的视角”。[3]
  实际上,《洛阳名园记》恰恰诞生于包华石所说唐宋变革期新兴文人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政治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时期,园林成为新兴文人阶层表达自身政治理念与建构自身政治身份的形式语言,而《洛阳名园记》则集中反映了这种时代风气。下面对此进行分析。
  二、作为一种空间形式语言的洛阳园林
  在《洛阳名园记》中,李格非提到:“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家矣。”故而,“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舊”,即在隋唐旧址上新建园林。[4]201-202页
  值得注意的是,与隋唐洛阳园林多为“公卿贵戚”所有不同,北宋洛阳名园的所有者则以“文人士大夫”为主。《洛阳名园记》所记19座园林,文人士大夫所有者约占三分之二,平民所有者约占三分之一,这些园林各具特色,表现出多样性。比如,与司马光、富弼、文彦博等文人园林不同,还存在天王院花园、大字寺院、李氏仁丰院等以花卉为主题的园林。
  与隋唐公卿贵戚追求“高亭大榭”不同,士大夫在园林规划设计中更加重视表达自身的政治文化理念与审美情趣。虽然在洛阳名园中,仍有延续“高亭大榭”风格者,比如“环溪”中“凉榭、锦厅,其下可坐数百人,宏大壮丽,洛中无逾者”,然而李格非所推崇的北宋洛阳名园的主流风格,则是一种与隋唐公卿贵戚园林不同的新形式语言。在《洛阳名园记》“湖园”一节中,李格非提出:“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着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乏闲古,多水泉者无眺望。能兼此六者,唯湖园而已。’”[5]200页这是对洛阳名园总体营造法则的精辟总结,这些法则隐藏在李格非描述洛阳名园的字里行间,成为深度理解洛阳名园之形式语言的核心要点。
  汉宝德先生认为北宋前的园林是权贵阶层财富与势力的象征,往往规模宏大、富丽堂皇,与此不同,北宋洛阳园林开始出现一种“收敛性园林观念”,成为开启后代“内省型文人园林”的重要历史阶段。[6]113-115页关于北宋洛阳名园的收敛性特征,在李格非关于“刘氏园”的描述中有着鲜明体现:
  刘给事园亭堂,高卑制度,适惬可人意。有知木经者见云:近世建造,率务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坏,唯此堂正与法合。西有台尤工緻,方十许丈地也。楼横堂列,廊庑回缭,栏楯周接,木映花承,无不妍稳,洛人目为“刘氏小景”。[7]194页
  事实上,不仅“刘氏小景”,司马观独乐园所表现出的规模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尤为典型。司马光“独乐园”却以其卑小的规模,素朴的风格,赫然独立于北宋洛阳诸名园中:
  司马温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曰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杪、落蕃蔓草为之尔。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8]200页
  虽然独乐园等文人园林毕竟只是北宋时期洛阳园林的一部分,然而,放在唐宋变革的历史视野下,不难发现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存在着“园林空间转型历程”,而司马观“独乐园”正是当时园林空间转型趋势的集中写照。
  三、北宋政局与中国园林的空间转型
  那么,如何解释独乐园所体现的园林空间转型呢?我以为,以司马光独乐园为代表的园林收敛性趋势,与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激烈党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洛阳作为北宋王朝的“西都”,聚集了一大批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而这些反对派的骨干人物在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被频频提及,除了司马光之外,还有富弼、文彦博等勋贵高官,以及邵雍、程颐等思想文化界的意见领袖。[9]即便《洛阳名园记》的作者李格非,也被归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元祐党人”中。这些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退居洛阳的人物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政治与社会交游活动,而洛阳名园正是支撑这些活动的主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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